《戊戌变法》：忠实于文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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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穆陶先生的长篇新作《戊戌变法》，让我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有所思考。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何在？有人说历史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文学则是表达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历史小说从内容看，有一些似乎并不是可能发生的事，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备、诸葛亮等，并不是虚构的小说人物，而是确有其人，至于赤壁大战等，也有历史为证。但在历史研究中，没有人会把小说《三国演义》与史书《三国志》混为一谈。那么，历史小说之于历史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中国古典小说中，有讲史的传统。也就是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敷衍成精彩的历史故事。与那些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材料的史书相比，讲史传统下的历史故事，侧重于故事的精彩和人物的传奇，历史材料的客观性在这些文学性的讲史过程中，常常被淡化和虚化，而人物故事的精彩内容倒是被浓墨重彩地突显出来，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注的对象。像刘备的礼贤下士、三顾茅庐，像诸葛亮的空城计、挥泪斩马谡，像关公、张飞的桃园结义等，侧重的是人物故事的情感叙事，而不是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对照上述的文学、历史的分野，再来看穆陶的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变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文学的笔法，大都聚焦于故事、人物的精彩，而淡化了史料的客观性。譬如对慈禧的把握，就不是照着史书的评价，将她完全定格在顽固不化上，而是从人物个性的描写出发，写她与权臣、奴仆和戏子之间多维关系，从中呈现出性格的多面性。再譬如，作品采用了传统的章回体形式，这从表面看似乎过于传统，但从读者的阅读感受而言，这样的回归传统，反倒是增添了小说的中国味道，也就是更像中国小说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很多都在模仿西方现代派的写作技法，以此为中国小说的出路，唯有汪曾祺明确提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种立足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朝内走的写作路子，并没有减弱中国当代小说的表现力。

选择戊戌变法作为小说表现题材，凸显出的不仅是历史的故事性和人物传奇，而是变法的社会意义。祖宗之法的改变与家国天下观念的重新建构，体现的是近代中国富强之路的再谋划。对于今天的文学写作者而言，很容易明白文学不同于政治宣传的道理，但中国知识分子最难以摆脱的心理情结，恐怕还是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在穆陶先生手里，不是随手拿来的外在之物，而是装在心里的内在价值。他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似乎都与政治相关，在这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中，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不同的人生轨迹。这种文学倾向性与作者本人的社会关注有密切关联。如果没有一种社会情怀，穆陶先生根本就不可能选择戊戌变法来书写，更不会有作品中那种辽远的思想意境。

穆陶先生《戊戌变法》写得最出色之处，是小说着眼于一班士人的活动，刻画了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旭、沈曾植、翁同龢、陈宝箴、陈三立、熊希龄、黄遵宪、徐致靖、皮锡瑞、宋恕、陈炽、文廷式、王照等上层士人的思想活动和生活状态。在这一系列群像的塑造中，作者较为准确地揭示不同类型的士人心态和当时的社会关注焦点所在。如，康梁等一班改良人士，热衷于办学会、办报纸和办学堂，造就了一派新的社会气象。至于一品大官徐桐，故步自封，凡是变法改革的事，一律反对。而翁同龢这样的三朝帝师，明知天不变，道也不变，而看到大清江山的变天就在眼前时，却不知如何是好。这些不同个性的士人和官员在作品中轮番出场，恰似海潮，一波又一波推进着小说往前发展。

作品的结局是戊戌变法最终失败，八国联军的灾祸接踵而至，但由此，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到新一轮社会力量的集聚时期。原先活跃于北京政治舞台的士人，开始将眼光投向南方活跃的会党活动，而作品中那个曾陪伴过谭嗣同的美女令狐凌霜，则坚决地向南方走去。这样的结局与我们史书中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似乎非常吻合。但读者不会满足于这些结论，他们更愿意回味那历史深处散发出的迷人气息，体验其中的各种滋味。或许这种无法替代的阅读体验，才是历史小说不同于史书的根本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