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谜》（文字全本）作者：刘黎明【C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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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桩非常重大的公案——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而其中，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尤其引人关注。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尊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不过，也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那么——

　　《春秋》究竟是不是孔子所作？

　　《春秋》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全书约一万六千多字。《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计242年，以鲁国为主体，兼及他国。它按鲁国国君“十二公”（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的顺序，分年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是后代编年史的滥觞。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桩争论了近两千年的公案，即孔子与《春秋》的关系。

　　旧说，《春秋》是孔子根据《鲁春秋》修订而成的。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引孔子的话说：“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史记·太史公自序》还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又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司马迁又说：“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司马迁是景仰孔子的。在整个《史记》里，征引孔子的地方非常多。可以说，司马迁是将孔子视为唯一可以印证的权威。他自认为，自己的《史记》就是在继续孔子“作”《春秋》的事业。因此，他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个美丽的文化故事。

　　其实，最早提出关于孔子作《春秋》之说的，是孟子。

　　《孟子·滕文公下》：“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对于这种说法，汉儒是没有疑义的。《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志善。’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然而，《春秋》记事过于简约，离开了论本事的“传”就不能使读者了解它的意义。因此，王安石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曾巩《南齐书目录序》也称其“散绝残脱”，今人周予同《群经概论》也认为“《春秋》一经，阙文阙义，殊不易研究”。难道孔圣人就只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吗？

　　这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在《论语》中，没有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商君书》，极力攻击儒家的“诗、书、礼、乐”，却没有攻击《春秋》。孔子作《春秋》之说，最早见于《孟子》，而战国诸子除《孟子》外，没有任何一部书提到《春秋》为孔子所作。

　　先秦文献表明，《春秋》是我国奴隶制时代一定时期内对史书的通称，许多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国语》中明确记载，《春秋》是贵族所讲授和学习的内容之一。《墨子·明鬼下》记载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另外，墨子还自称“吾见《百国春秋》”。（见《隋书·李德林传》。今本《墨子》无此文。）

　　本世纪初，在疑古思潮的推动下，有人开始公开怀疑孔子的著作权了。1925年，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春秋》决不是孔二先生做的，孟子书中‘孔子作《春秋》’之说，只能认为与他所述尧、舜、禹、汤、伊尹、百里奚底事实一样，不信任它是真事。孔丘底著作究竟怎样？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

　　从先秦文献来看，孔子“作”《春秋》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说：“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雾（陨）霜，不杀草。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梅、李冬实。’”这里所说的“冬十二月，雾（陨）霜、不杀草”及“梅、李冬实”，见于《春秋·僖公二十三年》。可见，鲁哀公所诵读的《春秋》，便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春秋》。

　　在这方面，《礼记·坊记》中的两段文字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礼记·坊记》载：“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子云：‘天无二日，上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礼。君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

　　《礼记·坊记》又载：“子云：‘取（娶）妻不取同姓，以别厚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春秋》尤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

　　在这里，孔子当然不是在引述自己的著作，而是引述传世的和当代的史籍，这也就说明今天所传下来的《春秋》不是孔子所作。

　　孔子虽然没有《春秋》的著作权，却有修订权，这一点是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也就是说，孔子对《鲁春秋》进行过一番整理、解释和个别文字的订正工作。《公羊传·庄公七年》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宝贵的材料：“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星陨如雨”见于《春秋·庄公七年》。两相对比，《鲁春秋》文意不够流畅，而经过“君子”（孔子）修订之后，情况就好多了。由此看来，孔子确实对《春秋》进行过文字上的修订。

　　尽管《春秋》记事过于简略，近似于今日报刊上的“标题新闻”，但它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是不容否定的。《春秋》以文字的形式，牢固地确立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从此之后，历史不再是关于“神”的种种传说，也不再仅仅是关于“辈分”（权力承续）的记忆，而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尽管《春秋》中记录了许多宗教仪式（有人统计，《春秋》记载求雨之“雩”多达21次），表明史学家并没有完全摆脱“神”的影响，但人类毕竟“走进”了历史。这正是人类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的表现。

　　不仅如此，《春秋》还从“神”手中夺回了对于人物以及事件的评判权，而把这种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上帝失去了人类“仲裁者”的尊荣，只能可怜兮兮地在一旁观看人类历史的演进。

lynx2006

是正说历史与孔子还是戏说？？